本报评论员/吴强 2026年5月，刚进入中旬，一些特殊的客人飞抵北京，他们有的前往中南海，有的去了中国足协，还有的去了中央电视台。办完各自的事情，他们纷纷离开，时间就来到5月15日，距离史上第一次48队参加的世界杯开幕，已不足一个月。

随着他们的到来和离去，世界杯转播权在中国的落地终于达成，未来五年时间，世界杯再次和中国建立起正式的、可靠的通道，如同“过去50年”一样。事毕，央视的公告还专门感谢了中国“广大网民”的“关心”。特殊的一届世界杯，特殊的国际环境，遇上了特殊的中国，最终演变出一次特殊的转播版权谈判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

从阿维兰热到布拉特再到因凡蒂诺，FIFA人换思路不换，世界杯作为这家组织的最大IP，也是唯一稳定可靠的营收来源，其底层逻辑就是不断走向全球化、狂欢化以及商业化。以此逻辑驱动，世界杯参赛名额从16队到24队再到32队，最终来到目前的48队。

世界杯版权战，中国足球市场的国际“定价权”博弈

令FIFA自豪的是，这一系列的扩军扩张，正切合了过去几十年世界一体化的进程，并且，凭借运动本身的普适性和草根性，世界杯击败了奥运会，成为这个星球最大的体育盛会。

带着这种自豪，因凡蒂诺成功地推动了48队计划的提前落地，更大的赛事、更多的比赛，对FIFA而言，自然需要更高的收费。他在强调本届世界杯史诗性的同时，却也尴尬地发现，即便赛事扩军一半，人口最多（之一）的中国仍然无缘时，世界杯这一版权产品在中国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“刚需”，换句话说，这价真不太好加。

中国永远是特殊的中国。

过去50年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机缘巧合下与世界杯全球扩张“同步”，不同的位面，不同的层阶，也毫无因果联系，只能说中国和世界杯，都顺应了这个星球特殊时期的节奏和风向，并做对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也是在这50年中，中国足球在世预赛屡败屡战，最终只能以传播（赞助）的方式参与世界杯（除了2002年）。如此孜孜以求，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强大中的中国，渴望世界杯，既是竞技上的追求，也有同步展现国家实力、参与世界大事件的需求。

对中国出售世界杯的版权，首先是在商言商的经济事件，也是超越商业交易、有更多意味的综合性事宜。所以，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一个月时，当FIFA终于想明白了这回事情之后，并不是简单地派出商业谈判团队，而是秘书长带队，在温格等技术官员和顾问的站台下，首先直奔中国足协，走的是“竞技路线”。

于此背景下，版权事宜迅速达成，FIFA完成了短期内的销售任务，中国足球也有了进一步获得竞技资源的开口。以此观之，转播版权具体金额的贵平之议已经不太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FIFA已经明确知晓，中国需要世界杯，世界杯更需要中国。可以预见，FIFA与中国足协在未来的联系和相关扶持，必将越来越频繁，随着青训的复苏，中国足球距离世界杯这个大舞台，也将越来越近。